中国铁基超导纪实：中美日超导大战领先者天天换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日三国科学家的“超导大战”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那场“大战”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超导研究团队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工作，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桌子上躺一躺或在椅子上靠一会儿打个盹儿，醒了继续做实验。那时，他们研究的是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
正是在这一波研究热潮中，物理所科研人员开创性地使用了便宜而好用的液氮替代昂贵的液氦来实现超导转变温度，为超导研究和应用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大大方便和加速了全世界的高温超导研究。
时隔20年后，日本科学家发现在临界转变温度为26K时，铁砷化合物具有超导电性。以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则发现一系列高于麦克米兰极限温度的铁基超导体，使之成为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他们还创造了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当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他们的回答是：坚持。
在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温度以后，全世界科学家对超导材料的探索一度陷入迷茫，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进入低谷。在各种学术期刊，特别是那些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高温超导论文变得愈发困难。
国内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有些研究人员在数次碰壁后纷纷转到其他领域，很多团队都不得不解散。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超导研究团队却一直抱着对超导科学的渴求，坚守着这块阵地，持之以恒地进行着实验，无数次的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
于无声处听惊雷。沉寂是在新事物出现之前免不了的一个阶段。“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也坚持；钱多的时候坚持，钱少的时候也坚持。”
二三十年的不懈探索，这支队伍在铁基超导材料的探索中掀开了新篇章，创造了中国超导又一个新奇迹，使超导界的未来之路又变得光明起来。
正如《科学》杂志在一篇题为《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到最前沿》的文章中所说：“中国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1911年，荷兰科学家发现水银在极低温条件下的超导性，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1986年，德国科学家与瑞士科学家发现了临界转变温度为35K的铜氧化物超导体，很快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将铜氧化物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提升到液氮温区以上，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温度，使其成为高温超导体。时隔20年后，日本科学家发现铁砷化合物的超导性，中国科学家又发现一系列高于传统超导体极限临界温度的铁基超导体，使之成为第二个高温超导体家族。
中国科学家新发现的铁基高温超导材料激发了物理和材料学界新一轮高温超导研究热，它将中国的凝聚态物理学家推向了最前沿，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展现出的强大实力。
超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超导电性的简称，指的是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某一数值以下时，电阻突然消失并且不能被磁场穿过的现象。这样的材料称为超导体，而这个温度称为超导临界温度，或超导转变温度。
令科学家困扰的是，超导体的转变温度不能超过40K（约零下233摄氏度），这个温度也被称为麦克米兰极限温度。
1986年，两名欧洲科学家发现以铜为关键超导元素的铜氧化物超导体的转变温度高于40K，因而被称为高温超导体。
2008年以来，在日本科学家发现铁砷化合物的超导性之后，以中国科学家为主发现了一系列新超导体，它们都是以铁为关键超导元素，转变温度可以到达40K以上。这些超导体统称为铁基高温超导体。
过去探索高温超导的人都怕铁，只要有铁，这个系统的临界温度就高不了。铁基化合物由于其磁性因素，曾一度几乎被无数国际顶尖物理学家断言为探索高温超导体的禁区。
直到2008年2月18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细野秀雄和他的合作者在《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指出氟掺杂镧氧铁砷化合物在26K时即具有超导电性。
这个材料的结构和正常态的物理特点与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思路完全一致，能出现26K的超导性。基于长期的相关研究，他们认为在某些有特殊自旋和电荷有序性质的层状结构体系中可能存在高温超导体，并一直不懈探索。此前，物理所就有几个小组研究有关材料的结构、磁学性质和超导性问题。
2008年3月初，物理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镧氧铁砷化合物不是孤立的，26K的转变温度也大有提升空间，类似结构的铁砷化合物中很可能存在系列高温超导体。
3月25日，正当国际物理学界对铁基超导体是不是高温超导体举棋不定时，中国科技大学陈仙辉研究组在SmO1-xFxFeAs体系常压下发现超导转变温度为43K的超导电性；3月26日，王楠林、陈根富也独立发现了41K的CeFeAs(O，F)新超导体。这些结果突破了传统超导的麦克米兰极限（40K），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的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这一发现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轰动，标志着经过20多年的不懈探索，人类发现了新一类的高温超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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