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真伪”之辩
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低碳城市建设，正面临多方的质疑。其中，有两位权威专家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一是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提出的，“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二是今年8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关于“目前城市中真正按低碳生态的理念在进行的项目，可能仅有五分之一”的表述。包括专家、媒体在内的这种种质疑之声，最终导出了一个“伪低碳”的民间“定论”。
“伪低碳”的民间“定论”之中究竟包括哪些实际问题呢？笔者认为，除了十分明显的隐含着对目前中国低碳城市建设流于“口号化”“形式化”的深层思考，人们归纳并提出“伪低碳”的概念的主要依据，是专家们在谈及我国低碳城市建设难以名副其实的现状时，提到的 “缺乏低碳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和“低碳城市发展普遍缺少整体规划和实施措施”这两个主要问题。因此，中国低碳的“真伪”之辨，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实现“突伪”的关键，就在于扎扎实实的落到建立“低碳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在于因地制宜的强化“低碳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实施措施”。
建立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是检验一个城市低碳建设“含金量”的主要标尺。这一点，事实已经做了充分的证明。丹麦的哥本哈根市之所以被全世界公认为“低碳城市”的典范，很大程度归结于直观的低碳量化数据。据媒体报道，自1995年到2005年期间，哥本哈根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必须清醒的看到，我国在这方面至今仍然困难重重。虽然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最新成果。但专家同时透露，目前省级碳排放指标核算仍存争议，包括电力碳排放属地的计算、城市边界的确定等等，业内正期待能在核算体系方法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低碳评价标准的最终出台还得假以时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与其纠结于“阿喀琉斯之踵”式的争论，不如静下心来研究“核算体系方法尚未达成一致”等问题下的弥补对策。笔者认为，在低碳城市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出台之前，最可行的低碳发展之路是采取调研与实践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8月底，“中国首个低碳功能区项目”Z区在北京正式启动，虽然也有媒体提出“概念化炒作”的质疑，但不容置疑的是，Z区正是我国第一个由低碳民企、国家权威科研机构、地方政府联合进行的低碳量化实践。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低碳研究中心主任杜少牧才提出了这样的观点——“Z区”很有可能成为国内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可以量化和评估的低碳功能示范区。
如果说我国低碳城市建设缺乏具体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是受了客观因素的影响，尚情有可原。那么，城市低碳发展整体规划和实施措施的有无，则能直接反映城市决策者是否具有推行低碳的诚意，进而验证城市低碳建设的“真伪”。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600多个城市中，已有200多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目标。在这些城市中，把低碳、生态治理等同于节能，大搞“节能形象工程”、“生态形象工程”的并不在少数。而东部沿海地区的重工业污染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更让我们揪心。中西部某些城市如此盲目承接产业转移，一方面反映出对GDP数据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暴露当地决策层缺乏建设低碳城市的责任和决心。
因此，要打造低碳城市，必须首先摒弃“唯GDP”式的城市发展观，静下心来研究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对策，基于本地排放情况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设定低碳目标，编制本城市的低碳发展规划，然后推进规划的实施。简而言之，科学规划是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去伪存真”的关键。
笔者认为，低碳城市规划应该将办公、娱乐和居住的区域完美结合，居民不需要开车或乘车就能上班或购物，而且由于城市规划布局合理，建筑容积率低，可供行人活动的绿化空间大，大家将更愿意选择步行、骑车的出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让普通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低碳带来的简单、舒适和快乐，进而改变大量购买、大量废弃的高碳消费模式，是未来我国低碳城市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低碳的“真伪”，关键在于低碳量化评价的标准、城市整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等重要前提是否缺失，是否科学。而“伪低碳”之类评价的出现，则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低碳城市化发展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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