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帮扶，危机矿山向下求存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郴州南岭山脉间的盘山公路依旧看不到尽头。在山间盘旋的这辆小巴士里，几乎所有人都牢牢抓着一切可以凭借的东西固定着自己的身体以对抗颠簸，以沉默来节省体力是人们下意识的选择。
惟有75岁的黄懋鸿还在大声地说话：“这么好的成矿条件，只把目光集中在铅锌矿上有点太浪费了。”他双手展开一长卷地图，在颠簸的车中稳坐着。
这是一幅南岭山脉的高比例地质地图。山脉从广西出发，途经湖南、广东、江西，最后淹入闽南群山中。在过去50多年里，黄懋鸿几乎将这条山脉走了个遍。
“这是我们国家极其重要的一条成矿带。”黄懋鸿说。当年他曾参与的那场地质大调查在南岭山脉收获颇丰，各类有色金属、稀土、贱金属矿、煤炭均藏在这条山脉当中。大批的矿山企业也在大山深处扎下根。
数年前，这些经历了半个世纪开采的矿山陆续进入资源枯竭期，几十年前勘探出来的那些矿藏已经所剩无几。随之而至的是工厂濒临绝境、矿工生存堪忧以及矿山城市退化的难题。
面对危机，由国土资源部组织的“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也随之展开。已经退休的黄懋鸿被项目组聘任为监审专家，其职责是协助这些老年矿山找到新的矿脉，延续生命。
濒临绝境的矿山
在近两个小时后，车至黄沙坪。这是距离郴州桂阳县城7.5公里的一座小镇。小镇沿1806省道徐徐展开，由东北至西南，地势渐高，直到被两座小山包挡住了去路。
“宝岭、观音莲，这就是这两座山的名字，山底下都是矿。”站在半山腰的选矿厂，黄沙坪矿业分公司地质部副主任汪林峰向记者介绍。远远望去，三条矿道口在山林之间若隐若现，由这几个矿道口源源不断地往外输送的矿石，是黄沙坪镇里的1万多名居民的主要生活依靠。
“这个小镇就是靠着矿山成长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度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像个小王国。”黄沙坪矿业分公司副总经理顾春宏称。小镇上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矿工家属，可以说没有两座小山包里的铅锌矿，就没有黄沙坪镇。
不过，在经历了近50年的开采之后，矿山曾一度濒临危机。2005年初，一项资源潜力调查显示，黄沙坪矿山的矿石储备仅供开采4.89年。
“以往遇到这样的局面，就两条路，搬迁或者转型，但成功的都不多。”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的徐静说。
对于一座运转了近半个世纪的矿山小镇来说，转型决非易事。
与黄沙坪同在郴州桂阳县的宝山矿在2007年前后所经历的，便是矿山转型中最难熬的一段时期，几乎摆在每一家每一户中的那口大水缸，便是当时艰难历程的最好物证。
“我们每天只能得到两个小时的供水供电。”宝山矿所在的桂阳县城关镇，一个矿工家庭的女主人这样向记者介绍几年前他们生活的窘迫。这些矿工服务了40多年的宝山矿在2007年时宣告破产，而破产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企业穷到连水电费都无法支付。经协调，自来水公司答应每天为该镇供水两小时，以满足居民最基本生活。居住在这个矿山镇上的1.2万居民，只好家家户户备好一个大水缸，利用每天仅有的两小时尽可能多地蓄水。
“那时我们员工的工资每年只有7000块钱，等于低保。”宝山矿的副总经理廖廷德回忆说。即便这么低的工资，企业也无力承担。经常已近年关，矿山员工却连去年6月份的工资都没拿到。
这样的矿山，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几乎遍布全国。国土资源部2003年至2004年间对全国1010座大中型矿山的调查显示，不同程度面临着资源枯竭危机的矿山占到了62.75%左右，其中面临严重危机的矿山有393座，占到了1/3。“严重危机，意味着这座矿山的开采寿命已经不到五年。”国土资源部危机矿山项目总工程师叶天竺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建国初期集中建设的一批大型矿山项目都陆续进入资源枯竭期，国土资源部给他们统一取了一个名字：“危机矿山”。
“我们项目组去河南王庄考察的时候，当地的煤矿已经将原有资源开采殆尽，当时的矿长只好带着矿工到别的矿山上去打工。”叶天竺介绍说。在东北，陷入绝境的矿山处境比郴州这几个矿要糟糕得多。2002年，辽宁葫芦岛的杨家杖子钼矿关闭之时，曾引发2万多名矿工聚众示威的群体性事件。
“让矿山自己承担衰弱的命运太不公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规律的问题，”黄懋鸿说，“计划经济时代，这些老矿山为国家建设做了大量贡献，那时，矿工们可没去要求什么回报。”
资料显示，从1967年至2010年，黄沙坪矿共获得68.1亿元的营业收入，利润11.65亿元，单上缴国家的红利及税收，便高达11.49亿元，与企业利润相当。
埋在地底的希望
6年之后的今天，黄沙坪矿当日的萧条之态似乎有所缓解，危机暂时远去——新探明的资源储量开采年限达到了62年。相距不远的宝山矿城关镇也不再是那个每天只供两小时水的贫民区，在最新的资产评估中，这座矿山的价值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在2005年时，我们作价500万都没人敢买我们。”廖廷德笑称。
让这些矿山脱离险境的，是国土资源部自2004年开始组织实施的“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国土资源部一共在全国选择了230个试点矿山，按中央财政及企业投资1：1的方式投入勘探资金，共同寻找新矿。黄沙坪矿和宝山矿正好位列230座矿山试点名单之中。
“中央投资了1435万元，我们自己又投资了7600多万，因此而新发现的矿藏，潜在经济价值达到了412亿。”黄沙坪矿业分公司总经理何亚文显然对此非常满意。
资源枯竭的矿山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资源，新的矿脉往往就在距离老矿井不远的地下深处。在2003年的那场大调查中，国土资源部最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几乎全部矿山的开采深度都不到1000米，而开采深度不到500米的矿山占到了2/3。相比之下，加拿大的金属矿藏平均开采深度在2400米左右，而南非金矿最大开采深度达5000米。
“与世界矿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中型矿山的开采深度和勘查深度相对较浅，矿山深部仍有很大的找矿空间。”这是调查小组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成为一些危机矿山的最后生机。
以宝山矿为例，这座矿山从1966年建矿，直到1995年的29年时间里都是以露天开采为主，1995年之后，也只是顺着裸露出地表的矿脉，顺藤摸瓜进行浅层的井下作业。黄沙坪矿的作业，也仅是在浅层开采。
老矿山延续生命的希望找到了，但单靠企业自身，能自救吗？
陷入危机中的老矿山也曾奋力挣扎。在2003年之前宝山矿就在其老矿区周边及地下，申请了三个探矿权，投入了有限的资金，希望解除矿山资源枯竭的窘境。但种种努力并没有避免企业在2007年的破产。
矿业体制亟待改革
没有成熟的探矿理论经验，没有精湛的探矿技术，以及大笔探矿资金的投入，那深埋地底的矿脉，根本无处觅其踪迹。
“国内矿山探矿能力非常薄弱，”叶天竺说，“这与自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矿体制有关——勘探与开采分离。”
理论上，一般的矿山企业，只有开采的技术。中国矿产勘探的尖端技术力量，都集中在各地的地质勘察院里。不过，受矿产体制改革的限制，这些技术力量却很难高效率地发挥其作用。
“这些勘探院基本都是事业单位，每年的营收大部分都要上缴国家，从利益刺激角度来讲，他们主动去勘探的动力不大。”国土资源部地勘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程利伟说。在过去的体制下，这些勘探院往往由国家下达任务，拨划资金，完成勘探后将成果交给国家，由国家再对新探明的矿产资源进行投资，或指定矿山企业开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矿业市场化改革成为新思路，中央财政划拨用于矿产资源勘探的资金急剧下降。
但矿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却一直没有取得关键性的突破。
在叶天竺眼中，采取实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这样的“举国体制”，实在是被逼无奈。“我也知道市场经济是块宝，但我们国家的矿山根本没能力去自行勘探，其中一些甚至连请高质量的勘探队来勘探的钱都没有。”
通过“危机矿山”项目摆脱困境的各个矿山，显然对这样的工程意犹未尽。“我们希望国家在黄沙坪，尽快启动"危机矿山"二期计划。”何亚文说。他的愿望也几乎是包括宝山在内全国诸多矿山的愿望。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涉及18种重要矿种的矿山在全国一共有3407座，其中达到了大型和中型以上的矿山大概有1860座，其中主要成分是国有的占到了1368座。不过，“危机矿山”项目一期试点，却仅仅只有230个。
“很多人也来问我们，会不会有下一期的专项计划。”叶天竺说。这个问题目前尚未有答案。但引入社会力量进入矿产勘探领域，加快矿业体制改革的思路却已提出多年。
“为什么矿山要发生危机呢？这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过渡时期的一种产物。中国的矿业体制要走集约化的道路，中国的矿业体制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我想整个体制也要改变。”叶天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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