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开发不能断子孙路
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现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然而稀缺的矿业资源在开发中“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现象却非常多。以煤炭为例，资料显示，各产煤省区市“十二五”规划2015年的原煤产能之和高达56亿吨！笔者预计，2015年，我国消耗原煤约45亿吨，如果进口3亿吨，则需自产42亿吨。按此算，产能比所需产量多出11亿吨，明显过剩。事实上，中央政府规划的矿产开发速度屡屡被地方政府突破。国家规划“十五”期内，全国原煤产量年均增加2000万吨，而实际是年均增加2亿吨；国家规划“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全国原煤产量目标26亿吨，而实际产量约33亿吨。“十二五”期内，我国原煤年产量占世界原煤年产量的比例将超过50%！
矿产大开发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严重依赖大量“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拉动，必然要消耗大量矿产资源。结果，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且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煤炭进口国，净进口煤炭1.03亿吨。另一方面就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矿产资源配置中，地方政府的矿产资源配置权力太大。一些省区掌握着用行政手段一次就给国企划拨数十亿吨煤炭资源储量的配置权。在GDP至上的思维下，许多地方以其矿业权优惠为“诱饵”招徕投资，必然导致矿产资源过度开发。例如，“西部大开发”引起许多地区“矿产大开发”。近几年，几十家大型、超大型国企在西部地区的圈煤运动，已导致不少地区煤炭产能过剩，煤炭资源被严重浪费。
当今世界，像我国这样由行政垄断配置矿产资源、由地方政府配置矿业权的情况实属罕见。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用市场手段配置矿业权。世界第二产煤大国美国，所有的煤炭资源矿业权都是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的市场竞争方式进行配置的，没有例外；所有的重要矿产资源矿业权都由中央政府配置，而地方政府无权配置。例如，煤炭资源配置权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只有建议权，只能配合联邦政府煤炭资源矿业权配置工作小组做协调工作而无任何决策权。
相反，其他国家的矿产资源危机意识非常强。长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国大量进口他国矿产品而限制国内矿产资源开发。例如，美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稀土储量的13%，但长期以来，其稀土产量为零，主要从我国进口稀土。人们印象中日本没有石油资源，但最近有报道称，日本近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可见，“日本没有石油资源”的信息是假，而其实施“先用别国石油资源而存留国内石油资源”战略是真。
我国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病的表现在地方，病根在宏观方面。所以，要把我国矿产资源开发速度降下来，实现科学开发，还得从宏观管理下药，赶紧改革矿产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将重要能源矿产、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的矿业权配置权全部上收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取消国企矿产资源配置的特权，公平配置资源。三是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勘查许可和开采许可证发放的总量和速度。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大省进行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的强烈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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