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宪，1920年生，著名化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持开展对稀土量子化学和稀土化合物规律性的研究，曾参加制定稀土发展规划，主持成立北京大学稀土化学研究中心和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串级萃取理论”，把我国稀土萃取分离理论和工艺提高到国际领先水平。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
近日，国内某知名财经网站披露，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10月20日出席“2009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对稀土和钨、锑等优势矿产开采实行总量控制，并暂停受理稀土和钨、锑探矿权、采矿权申请。
此前，中国稀土走私、廉价出口、回收利用率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以及相对应的限制出口配额、实行行业结盟和产业规划等举措，已引起国内外关注。
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并荣膺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2005、2006年曾两次上书国务院，紧急呼吁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国务院领导予以批示。
10月20日，在香山科学会议做公开发言时，徐光宪院士再一次提出，要用10亿美元外汇储备，建立稀土和钍的战略储备，控制生产和冶炼总量，并重点支持包钢稀土、五矿集团、江西铜业主导产业发展。
10月26日，年近90岁的徐光宪院士就此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国的战略元素储备制度尚未建立
中国经济时报：您一直提议建立稀土和钍的战略储备，您最近在香山科学会议上说，“稀土产品的收购储存制度未落实，主要问题是资金不到位”。主要是哪些资金没有落实？
徐光宪：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厅都有战略元素储备制度，规定35种元素为战略元素，包括铀、钍、钚、锂、锆、铪、铌、钽以及除Pm以外的16种稀土元素。法律规定国家要有一定的储备量，以免战争时受制于人。目前铀、钚、锆、铪等国防部和核工业部已有储备。
我们国家稀土和钍的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根本就没有建立，还不是资金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稀土价格很低，我国的外汇储备很多，所以我希望国家用1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收购稀土，把它储备起来。这样既能储备战略资源，也能避免外汇贬值保证外汇安全。
2006年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把稀土产量限制在8万吨之后，当年稀土价格就上涨了1—3倍，2007年也继续维持在高位，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价格下跌了。2008年降价的主要原因是1995-2005的十年间，我们以很低的价格出口高纯优质稀土55亿美元，损失至少55亿美元，使日本和韩国等国在低价的时候，储备了20年的稀土，所以因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国土资源部限产以后，2006-2007年价格上涨，到2008年时，趁金融危机，他们就可以不买了。我们是稀土资源大国，但是没有定价权。
所以，我们要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制度，保证能维持价格。现在稀土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比如节能灯、利用风电的发电机等高新技术和军事上定向的精确瞄准都非用稀土不可。过两年，国外的储备用完了，还是要买，到时候我们就掌握了定价权。英国的泰晤士报认为中国掌控世界未来技术的钥匙，日本也非常害怕中国控制稀土。
中国经济时报：把稀土资源储备起来，会不会不利于市场竞争？国内稀土应用者怎么办？
徐光宪：国内依然可以用啊。现在提高了价格以后，一些下游产业，像是手机、电脑，都能够分担成本，因为其实用得都很少。现在稀土产量又提高了，供过于求，是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
稀土资源非常宝贵，特别像是南方五省，都是非常宝贵的中重型稀土，工业储量150万吨，现在已经开采掉了90多万吨，只剩下60万吨，如果再不加以保护，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10年就开采完了。到时候，我们就需要向美国和日本买，他们可能会以上百倍、上千倍的价格卖给我们。
老问题依然无解
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您和其他14位院士在提交给国务院的《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中，提到包头稀土利用率只有10%，钍的利用率为零，现在利用率依然没有提高吗？
徐光宪：包头主东矿还是作为铁矿在开采，每年的开采量仍然大于1000万吨，其中含稀土50万吨，但世界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稀土，所以只利用10%，浪费10%，其余80%进入尾矿坝。钍的利用率为零，而且污染环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中国经济时报：您当时还建议国土资源部收取白云鄂博矿开采费，按照开采矿石量计费，而不要按每平方公里收费，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光宪：主要是这样，白云鄂博主矿和东矿稀土分布集中，平均品位有5%，西矿相对要分散，可能1%都不到。目前主矿和东矿占地3平方公里，由包钢公司开采，如果按每平方公里计算，每年向国家缴纳开采费1500万元，而西矿占地42平方公里，每年要交纳 2.1亿元，交费更多，但是采矿不多，划不来。这也是包钢不愿开采西矿的原因之一。如果按开采矿石量计费，比如每年开采1000万吨，交纳1500万元。这样不必增加开采费，包钢就可以开采西矿代替主东矿。
现在主东矿还剩下3亿吨矿石，如果继续每年开采1000万吨，不到30年后就要采完。现在稀土利用率只有10%，大量宝贵的稀土、钍和铌都浪费了。所以我希望能有一个规划，能不能用3到5年的时间，让主东矿的开采慢慢地停下来？
这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做到呢？首先是提高铁矿回收率，现在我们的回收率是70%，可以通过串级选矿的办法，提高到90%。现在包钢的马鹏起高工(原包钢集团分管稀土的总工程师)已经做成功了，所以是可以做到的。这样每年就可以少采200万吨。另外就是，多开采西矿。
另外还有一个，主东矿封存起来，就可以没有尾矿了。现在主东矿的尾矿坝是一个人工悬湖，有12平方公里大，比北大和清华校舍加起来的两倍还要大，围墙高35米，而且每年提高0.9米。大量的水和矿粉排进去，每年要排1000万立方米左右。这样一个悬湖是很危险的，一旦溃堤，整个包头就都淹了，那就不得了了。而且还有放射性污染。
所以我希望这个尾矿坝不用了，把水经过处理以后放掉，再在矿粉上加上土，可以种庄稼，还能恢复植被，事实上又成一座矿山了。
中国经济时报：您当时建议国家拨付500万至1000万元，用于提高选矿收率的研发、钍资源战略储备、环境治理和保护尾矿坝的研究和采取措施。有拨款吗？
徐光宪：没有。
中国经济时报：我看您香山会议上提的很多建议，也是2005年上书时的建议，当时的那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吗？
徐光宪：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时候国务院领导批示以后，价格涨上去了，但是现在又回落了，主要还是因为老问题。1985年到现在，物价都涨了很多。现在稀土的价格是1985年的水平，不合理。从1995年到2005年，因为廉价出口稀土，国家外汇基本上每年要损失5亿—6亿美元，10年间至少损失了50亿美元。
新决策要再进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有一个新的消息，报道国土资源部提出暂停受理稀土资源采矿权申请。您是什么看法？
徐光宪：这个很好啊。但是已经在开采的，还要控制产量。所以还要进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提出要建立行业协会，进行行业整合，您怎么看？
徐光宪：进行行业整合，好！其实包钢也希望储备稀土，但是需要国家作为后盾，储备稀土，提高价格。
现在说要由北方的包钢稀土、南方的五矿集团和江西铜业牵头，进行产业规划，我觉得这个很好。我是特别希望能由大的企业牵头，实现规模化。稀土行业，整个欧洲只有法国一家稀土分离厂，但是中国有七八十家。中国的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重复建设的情况。
中国经济时报：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徐光宪：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科学家认为，自己的科研经费来自于国家，所以科研成果也就无偿地提供给国有企业。当时的规划是，只在包头稀土三厂、上海跃龙化工厂、珠江冶炼厂三个国营稀土大厂推广分离技术，因此当时稀土行业成本很低，利润很大，一些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开始建厂。那时国企不太活儿，而地方企业和私营企业给的工资很高，就把一些高级工程师挖走了。这样，技术也都带过去了。
一些政府和企业不太有远见，也不太愿意在科研上投资，主要是仿效，这对科研有不利的影响。所以还要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欧阳艳琴)
